老家院门口有棵歪脖子槐树，每年五月都会抖落满地的白花。我总爱蹲在树下拣槐米，看蚂蚁排着队往树根下的裂缝里钻。那时我还不懂，自己也会像这些蚂蚁一样，被时光推着走向某个裂缝般的转折点。
小时候，母亲的木尺总搁在窗台上，尺面被磨得油亮。每天放学回家，我的影子刚投在青石板门槛上，那柄木尺就轻轻敲响了玻璃窗。幽黄的灯光在玻璃罩里摇晃时，我的钢笔尖在田字格里打转。母亲说写完才能去巷口找伙伴，可我的耳朵早听见了踢铁罐的声响。
记忆中，姥爷的算盘珠子比槐树结的槐角还密。退休的老教师戴着铜框眼镜，总被我的数学作业气得手指发抖。直到现在，我仍记得他布满老年斑的手，颤巍巍地在草稿纸上画圈圈的样子。
高考前最后一个春天，同桌从家里偷带了两株月季，我们把它们种在操场角落。离校那天，花开了，艳得像滴在水泥地上的晚霞。我蹲下身摸了摸花瓣，忽然听见教导主任在身后咳嗽——他别过脸去，假装没看见我们红了的眼眶。
搬家公司的卡车碾过槐花时，母亲第一次没拿木尺敲窗。她站在槐树下整理我小时候的课本，我忽然发现她拿尺子的手在抖，就像当年姥爷握着红笔的样子。巷子里的青苔还是湿漉漉的，二十多年的光阴从砖缝里渗出来，在墙根处洇成深色的痕迹。
有时深夜伏案，恍惚又听见木尺轻叩窗户的声响。那些严厉的、笨拙的、闪着微光的岁月，早已和老家的泥土长在了一起。每当我翻开童年的地图，总能看见歪脖子槐树下，永远站着个拣槐米的小女孩，是那片土地永远留住了我的童年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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